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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观点︱王卓 刘小莞:元宇宙:时空再造与虚实相融的社会新形态

发布时间:2022-09-28

观点  | 王卓 刘小莞:

元宇宙:时空再造与虚实相融的社会新形态





2021年元宇宙爆发,成为社会各界焦点。在国内外讨论中,如何界定元宇宙,如何描述元宇宙的特征,众说纷纭。元宇宙的发展,模糊了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边界,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互动方式与生活方式,出现互动操纵性、文化符号泛滥性增强等问题。传统的时空边界在技术碾压下同时扩展升维。空间距离在元宇宙里被弱化的同时,信息资源可达性差异又造成巨大的数字鸿沟。元宇宙的冲击在孕育社会风暴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机遇。元宇宙的多重性无处不在。剖析元宇宙社会互动机制,保障元宇宙空间信息资源与数字技术公平,坚持元宇宙实践中人的主体性,构建以行为主体为中心多元参与治理原则,是新冠疫情流行下人类社会正在遭遇的数字技术掀起的浪潮。





作者介绍

王卓: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小莞: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


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被列为数字经济的重点产业。近期,超乎想象的元宇宙引爆了互联网并延伸至各领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各种资本的追捧,也引发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然而,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爆点,社会学视角下的分析和研究并不多见。从元宇宙诞生到现在,元宇宙的场景不断细化与深化。元宇宙不再局限于娱乐、商业、教育、信息、社交等领域,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而元宇宙在这些领域和范围的互动已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样态。


本文拟以社会学视角审视元宇宙,结合元宇宙相关研究文献与生活观察,探索其呈现的社会影响和孕育的社会风险,以及面对这些影响和风险应有的思考与策略。从理论对话出发,本文有三个立论基础:一是将元宇宙视为人类建构并与自然宇宙相互作用的生活世界;二是从元宇宙的拟时间性与拟空间性出发,讨论元宇宙的时空特征,即时空边界模糊与再造的数字表象空间;三是根据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理论,将元宇宙界定为虚实相融的人类社会新形态,即元宇宙社会。


一、元宇宙的缘起、内涵与特征

(一)元宇宙的缘起

元宇宙(Metaverse)一词并非新造。1974年的《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与1975年的《洞穴探险》(Colossal Cave Adventure)被视为元宇宙的史前叙述。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早在1990年便将“Virtual Reality”意译为“灵境”,用以指代同现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拟空间。1992年,美国作家尼尔·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科幻小说《雪崩》中首次提出元宇宙概念,描绘了人们通过化身在虚拟世界中实现社会交流的情景。在以后的作品与游戏创作中,这样的虚拟平行世界不断涌现。例如《黑客帝国》中的“矩阵”与《头号玩家》中的“绿洲”。元宇宙这个概念也吸引了各式各样的资本。2020年以太坊鼓励使用者获得和经营虚拟资产。2021年,网络游戏公司罗布乐思(Roblox)“元宇宙第一股”上市,引爆投资热潮;扎克伯格将Facebook命名为Meta,并宣布进入元宇宙;微软以687亿美金并购动视暴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在加速非接触式文化形成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的虚拟化进程。虚拟演唱会、虚拟教育、虚拟金融、虚拟学术活动、虚拟创作等典型事件更加触发了人们对“元宇宙”的期待与关注。


(二)元宇宙的内涵与特征

元宇宙的定义至今仍未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界定。21世纪初,由于各类虚拟现实技术的进步与“虚拟世界”游戏的流行,相关研究中“元宇宙”逐渐成为虚拟现实的具体技术的统称。近些年,主流观念对“元宇宙”的描述逐渐由分散、具体技术方向,转向整体、抽象的“世界观”的定义。从字面含义看“Metaverse”,“Meta”即“元”,是“超越”“超级”的意思,表示一种更高的、超越的状态;“Universe”即“宇宙”,是“世界”的意思,表示全面的、广泛的存在。根据维基百科对元宇宙的解释,元宇宙也称为后设宇宙、形上宇宙、元界、超感空间、虚空间,被用来描述一个未来持久化和去中心化的在线三维虚拟环境。


随着元宇宙被国内学者所关注,其概念也不断被提及。比如,聂辉华和李靖认为元宇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且与现实世界实现互动的虚拟世界。方凌智与沈煌南提出元宇宙是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和网络虚拟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最终阶段。喻国明与耿晓梦从数字传播学角度出发认为元宇宙是一个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数字科技成果于一身的终极数字媒体。从技术视角来看,元宇宙是指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虚拟仿真技术、数字技术等构成的一种沉浸式体验的互联网新形态。元宇宙由百思(BASIC)架构而成,利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和互联网(Internet)等技术,把现实元素投射到虚拟的线上空间。在该空间里,用户以数字身份进行交互的同时,体验与真实世界相似的感受。因此,元宇宙是数字虚拟技术革命的成果,本质是数字虚拟世界,指代一个持久化的网络虚幻世界,被誉为“互联网世界的梦想未来”。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元宇宙不只是网络发展的新模式,更是未来人们生活的新场域。它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将带来巨大影响,甚至塑造人类生产生活的新方式与新思想,是一种基于二维世界的具有三维属性的新的社会形态。


作为一种社会新形态的元宇宙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从元宇宙的形成和构造看,Beamable公司创始人提出构造元宇宙的七个层面为:体验(Experience)、发现(Discovery)、创作者经济(Creator Economy)、空间计算(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人机互动(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而Roblox的公司CEO David Baszucki提出元宇宙的八个基本特征:身份(Identity)、朋友(Friends)、沉浸感(Immersive)、低延迟(Low Friction)、多元化(Variety)、随地(Anywhere)、经济系统(Economy)和文明(Civility)。国内学界从多学科视角出发,认为元宇宙的社会结构与传统世界相比具有显著的数字化特征。在数字化特征下,赵国栋等认为元宇宙有五大特点:沉浸式体验、创造、社交网络、经济系统、文明形态。李洪晨等认为元宇宙的特点包括经济、法律和服务系统稳定,社交性强,高度开放自由创作,现实般沉浸体验,新技术整合。肖超伟等认为元宇宙的构造需要满足“身份、沉浸、自由、经济系统”四个条件。向安玲等人将元宇宙的核心特性总结为:时空延展性、人机融合性及经济增值性等三个方面。


本质上看,元宇宙的集成概念包含未来技术与社会体验两大要素,前者作为底层技术为元宇宙奠定了基础性支撑,在可延展、可融合、可触达三元架构下,形成新的认识发生论和以交互导向为主的场景入口;后者则从结构性搭建的视角重塑生态平台上的各组成要素。朱嘉明认为在“元宇宙”的世界里,“元宇宙=创造+娱乐+展示+社交+交易”,人们在“元宇宙”中实现深度体验。杨庆峰认为元宇宙空间并不是现实应用场景的平移,而是具有其独特属性,如层级性、虚拟性、交互性和扁平性。喻国明认为元宇宙是一种虚幻与真实高度互联且由闭环经济体构成的开源网络平台,具有四个内核属性:与现实世界的同步性与高拟真度;开源开放与创新创造;永续发展,以开源开放的方法运营并无限期地发展;具有闭环运行的经济系统。


元宇宙作为与传统现实世界和单一虚拟世界都不相同的新事物,它的爆发也引起了学界对其某些特征的担忧。其中最重要也最具风险的是其沉浸性以及来自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元宇宙作为赛博空间的一种形式,虚拟交往根基于主体的想象力,发生原理在于深度沉浸。在全身沉浸中,绝对的现实摧毁了它自身,走向绝对的虚无。所以,必须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上控制与应用元宇宙沉浸性技术的发展。


综言之,元宇宙包含许多值得研究和关注的特征。元宇宙本质为科技的发展,科技本身并无利弊,但是对它的运用妥当与否,会对社会产生全面且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元宇宙的塑造动力,二是元宇宙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三是元宇宙的社会影响及应对策略。


二、塑造元宇宙的动力要素

(一)动力因素:技术、人性、资本与社会环境

与霍金所讨论的自然宇宙完全不同,元宇宙是“人造物”。其建构与技术、人性和资本三重动力密切相关。首先,技术是形成元宇宙的直接动力。元宇宙本质为一系列数字技术和硬件技术支持的、人类生活深度介入其中的虚拟世界及生存愿景。换言之,数字技术的发展牵动并形塑着元宇宙的发展样态与水平。其次,人性是形成元宇宙的基础动力。人性体现为人的社会性,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大环境下人类社会的可交流性被禁锢甚至切断,这要求人类进入“无接触沟通时代”——元宇宙时代。人的社会性是推动元宇宙建构的重要基础。再次,元宇宙作为数字化大迁徙加速的结果,其背后的资本巨头是建构元宇宙的间接动力。元宇宙不只是一个虚拟世界,更是一个“投资世界”。由于新技术对资本在旧领域竞争障碍的减少和资本逐利新疆域的诱惑,资本纷纷涌入元宇宙,推动了元宇宙的构建。


元宇宙动力因素不仅包含形塑其特征的动力,而且涉及使元宇宙面世与爆发的动力。元宇宙由技术、人性和资本以及各种社会群体共同建构并迅速爆发并非偶然。人类对精神空间的追求是永恒的,虚拟一直是人类文明的底层冲动。人们正在经历从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的转变,尤其是在疫情流行环境下,不断扩大的网络活动促进了元宇宙发展。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厌倦而选择躲避进虚拟空间,也促进了元宇宙的发展。除了人类对精神世界永恒追求与风险社会环境等因素,元宇宙的出现也是全球化危机与现代化困境的重大突破点。深言之,导致此两大困境的一个重要致因是人类对新资源的持续追寻。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追寻,要求人类探索宇宙新世界;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源的追寻,包含了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而精神资源可开发于数字孪生世界与精神世界,即元宇宙世界。元宇宙可实行性、可能性与必要性造就了它的爆发。除了上述建构元宇宙的动力因素,元宇宙塑造还受一些实践场域内的主体性因素影响。


(二)实践动力:人的主体性与身体地域性

元宇宙的塑造实践过程,本质是人为的力量与权力的博弈。元宇宙不仅是一个由技术支撑的与真实世界连接的虚拟空间,也是社会生活线上化的无限延伸。数码社会学理论认为科技的影响其实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与社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制度等在内的所有社会因素都会形塑一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过程。所以,当我们思考一项科技问题时,必须将社会因素纳入其中。关于元宇宙存在与否的议题,科技资本圈及其群体高谈元宇宙的未来,同时也有别的社会群体反对鼓吹元宇宙。比如,刘慈欣强烈怀疑元宇宙存在的重要性,并指出元宇宙就是极富诱惑力、高度致幻的“精神鸦片”,担忧人们沉浸于虚拟世界而固步自封。这是不同社会行动者对于科技未来的博弈与对抗。元宇宙最终将使社会发展成什么样态,其实是社会冲突的结果。


在元宇宙建构中,若由数字资本、技术寡头控制其发展方向,则元宇宙很可能成为数字极权主义与反乌托邦社会的温床。若任由技术自然发展,人类很可能遭遇“技术的反叛”——人类社会的社会性、公共性与现代性都被感官的极致沉浸导致的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所占领。元宇宙的实践过程要求我们控制与选择技术的发展,并期待人始终为人类社会的中心而非技术为人类社会的中心。


在元宇宙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实践主体性值得高度关注。刘少杰认为,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信息化时代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数字化实践中,人的主体性逐渐在对数字技术的赞扬中被淡化;网络化实践中,人的实践主体地位与主体能量大幅提升;智能化实践中,人的主体性看似被智能技术替代,实则是以机器为中介从个体主体向人类主体升华。所以,面对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人的实践主体性原则。否则,人类一旦失去实践主体地位,将变成人类实践的异化,元宇宙世界最终成为虚无。


元宇宙交往主体的身体地方性会建构元宇宙数字表象空间的复杂矛盾。身体是元宇宙不能脱离现实的根据,身处地方空间的主体在特定的集体表象中进入、体验、评价、制造数字表象,并产生海量信息下的群体分化与多元价值差异,从而导致集体表象的特殊性与排他性在数字表象的交会中发生复杂冲突。因此,元宇宙的多主体实践过程要求我们坚定人的主体性,重视主体的地方性,并将增进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祉作为建构和完善元宇宙的最终使命,从而塑造一个为人类谋幸福的元宇宙,而非技术或者资本主宰的元宇宙。


三、元宇宙:时空再造的表象空间

由技术、人性、资本与社会性等动力因素建构而成的元宇宙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时空再造。下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元宇宙与现实社会的时空关系,一是元宇宙的革命性与公共性,二是元宇宙的空间性与领土性,三是元宇宙的历史性与社会性。


(一)产业革命:元宇宙的革命性与公共性

有研究认为元宇宙本质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元宇宙不属于基础研究的突破,不是对自然界本质的新“发现”,所以元宇宙不是科学革命。元宇宙创造了还没有的事物,“发明”了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有可能推动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进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由此判断,元宇宙大概率会演化为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的迭代及其与高智能技术的结合将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模式,甚至会引起社会形态的改变。元宇宙的产业革命性又要求其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社会秩序、增加社会福利、提升社会福祉的作用。简言之,元宇宙的发展承载了公共性需求,它无法回避公共性的建构与实现。但是,元宇宙构建初期仅呈现出微弱的公共性。尽管在疫情影响下,元宇宙关注可交流性以恢复社会生活,然而其主要任务并不是完善公共性。作为智能数字技术的集成者和以谋利为主要目的的数字企业,其公共性也相当微弱。如果不加强元宇宙的公共性特征,它将被技术与资本摆布,陷入恶的“正反馈”场域。由于建构元宇宙的动力差异,每个利益群体的行为目标与价值取向纷繁复杂,这些差异化要求公共性来规范与避免消极化“熵增”。


在此意义上,面对元宇宙的革命性与公共性特征,必须警惕技术与资本对公共性的削弱,并加大对其革命性所带来社会问题的剖析以及政府对元宇宙建构的引导与监督。


(二)目视王权:元宇宙的领土性与空间性

在领土性上,麻国庆认为元宇宙是利用在线空间共享、VR与AR等技术实现虚拟与现实结合的世界,同时也是人类设计的一种新的文化制度——满足自由、公平、无限交流。元宇宙为人类打开新的可能世界,同时也因极致的现实倒置、“增强现实”的遮蔽可能导致原初现实的隐退。元宇宙具持久性、去边界性、即时性、主体性、经济性与广泛性等特点,而这些特性基于元宇宙的空间性与领土性。现代城市是视觉称霸的空间,社会环境对感官倾向有着深远影响。由此,元宇宙的产生反映了空间对王权的目视。领土性是一种空间与社会互相关联的手段,也是社会权力的地理空间的主要表现。元宇宙的领土性与元宇宙的权力体系,以及其与现实世界如何结合息息相关。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逐渐在生态环境中占主导地位,并利用资源改造环境,导致人类为争夺资源而产生战争和权力集中。在信息时代,人类借助互联网和物联网打破封建边界和传统疆域,利用技术获得资源,进而导致全球环境治理中的矛盾与冲突。元宇宙的出现更是突破民族与国家限制,以星球思维超越人类世界,让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和自然历史形成真正对话。


在空间性方面,一方面元宇宙作为社会中人与物产生联系、相互作用的场域和结果,属于空间的范畴。Lefebvre提出了空间生产学,“空间”不应是各客体产生关系的容器,而是一种关系的结果。空间并不是固定的物质空间,而是一种社会活动的产物。因此,从关系空间的视角出发,元宇宙即为一种人工建构的关系空间,而其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是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的关系。肖超伟等认为,根据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将元宇宙分为数字孪生型、增强现实型与完全建构型。数字孪生型是指在虚拟空间中完成对现实空间的直接复刻,在虚拟空间中动态地呈现物理实体;增强现实型是指基于现实空间的真实位置,在虚拟空间构建新的数字信息;完全建构型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构建一个全新的、独立与架空的虚拟空间。布迪厄的空间化场域理论指出,场域既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也是一个由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元宇宙作为一种新场域,它的场域结构是由各种资本决定的客体位置形成的客观关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空间关系是现实空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映射。另一方面,元宇宙不只是关系空间,更是一种数字表象空间。刘少杰认为数字表象的开发利用为元宇宙形成提供了有效途径。元宇宙通过生动的数字表象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并刺激了参与者的持续兴奋,从而生成元宇宙中的数字化的集体表象。涂尔干指出社会活动与集体活动是感性认知,是以集体表象为纽带与核心。尤其对于基层社会,这种集体表象更为重要。然而,集体表象是地方表象,具有特殊性与多样性以及边界性与空间性。相比之下,数字表象超越了地方、边界与群体,所以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但是,当数字表象与地方性的价值相结合时,它便具有了内容上的特殊性与多样性。不同于宗教的隔离现实、远离社会的神学表象与精神世界,元宇宙是一种融合进入现实的数字表象。面对这种情况,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我们更应该关注集体表象内部矛盾,以及集体表象与数字社会的矛盾。


(三)时空再造:元宇宙的历史性与社会性

时间和空间是社会事实的存在形式和人们认识社会事实的基本框架,只有在时空关系中才能对社会现象形成清楚认识。时间和空间是现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构成性要素,社会时空不仅是建构社会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是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视角和方法。元宇宙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时空观,具体体现为时间的三重性拓展和空间边界的模糊与融合。从一定意义上讲,元宇宙对人类世界进行了时空再造。


一方面,元宇宙具有拟时间性。首先,元宇宙能够运用虚拟技术重现公共历史事件与个体记忆事件。其次,元宇宙能够扩充现在。人们在元宇宙行动时,能拥有多个化身,可以根据自身喜好改变化身的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充分体验生活与生命的多样化自由。再次,元宇宙不仅能够再现历史,也能够刻画未来。运用技术与经验,元宇宙中的人能在虚拟空间见证各种未来的可能性。元宇宙能从历史、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拓宽人们对时间的概念,这对生命有限的人类个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另一方面,元宇宙的拟空间性使得其空间边界模糊与融合。关于元宇宙对现实空间的影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距离消亡论”,认为元宇宙的信息传输技术打破了原有的距离障碍。这会逐渐减少地区间的差异,使得传统区位重要性降低,最终导致现实空间异质性减少。有实证研究认为互联网设施有利于缩小人均收入差距并且提高区域融合速度。二是“空间重构论”,认为虚拟空间在瓦解部分过去时空关系的同时,不断与现实空间产生交互并重构新的空间关系。在空间的社会关系方面,元宇宙的发展会加速个人与本地社区关系的瓦解,社区的构建很可能从地域相同向兴趣爱好与利益相关等转变,形成超越地缘关系的趣缘社区和利益团体等。“虚拟社区”成为人们积极参与的广阔空间,社区生活由此而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新的虚拟社区将逐渐代替传统社区,“兴趣社区”等新型社区将会重组而成。而现实中社区关系变得微弱,很可能导致空间隔离与分异问题。为此,应加强网上沟通和网上交流,以实现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元宇宙还会导致新的城市关系,如大型城市的中心性加强,小型城乡紧密联系削弱等。在全球性、信息化发展的年代,大型城市在网络空间结构中的关注度已变成评价城市中心性的一项指标,是国民经济能力、对外开放程度与底蕴等因素的综合体现。城市的互联网实力与地位更为重要。大型城市因为同时拥有更丰富的文化活动与互联网基础设施,流量会涌向中心大城市,导致中小型城市与相邻城市间联系减弱,城市的虹吸效应更加显现。这意味着虽然空间距离弱化了,而现实中各个城市之间的“数字鸿沟”、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所带来的隔阂却被强化。虽然元宇宙通过信息技术加强了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但由于信息技术资源和信息基础设施资源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并不能够实现绝对的均衡分配,各个经济区域之间出现较大的经济数字可达性差别,会直接对各区域之间的实际经济水平差距大小形成一个动态影响。元宇宙所需要的宽带网络技术条件和通信基础设施条件要求都非常高,这也表明未来各地区数字可达性差距还将扩大。设备、技术落后的地区以及能力适应不足的群体将难以获得元宇宙提供的优质公共服务,从而无法获取公平发展机会。所以,元宇宙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在利用其弱化空间距离带来好处的同时,需警惕信息资源因不同地区的数字可达性差异而产生的社区隔离、城市隔离以及更加严重的两极分化。


元宇宙的时空再造不仅导致时空边界的模糊,也可能造成历史性与社会性的脱离。首先,时空的边界模糊与开放性会导致元宇宙加大人的全身沉浸性,从而刺激人的个体自主性,消弭人类社会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元宇宙具有从深度沉浸到全身沉浸的特征,同时意味着完全的自主性。主体在元宇宙中越是自主、越是感到沉浸,便越会被元宇宙所“俘虏”。当沉浸性发展到极端,对于沉浸其中的个体而言,世俗的现实就失去了意义,绝对的现实摧毁了它自身并走向绝对的虚无。从本体论意义上说,在元宇宙的虚拟中只剩下感官活着与应激性思维,不再存在社会性活动与反观性思想与历史观。其次,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视野下的元宇宙具有历史性与社会性脱离的潜在特质。一是元宇宙的脱嵌性,即个体从已有的历史和社会中暂时脱离出来,在另一个空间中扮演另一种角色;二是元宇宙的创生性,即个体参与创造一种数字情境,并留下生产数据和数字痕迹;三是元宇宙的跨阶层性,即个体的交往互动因数字情境而发生,而不是基于传统的一般的阶层位置和品位。


人的社会性的要义之一就是时间性,这种时间性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历程,而且是漫长历史积累的结果。人是历史的存在,具有历史生命。时间体验依赖于场景或情境,所以元宇宙的拟空间性也意味着相应的拟时间性。这些特质导致元宇宙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挑战,“元宇宙社会”和通常的“社会”在行动与结构方面皆有不同。元宇宙将网络社区的“虚拟性”进一步放大为全方位沉浸体验,从而导致个体存在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剥离。这可能是元宇宙孕育的对现实社会最大的危机。


四、元宇宙社会:虚实相融的机遇与风险

元宇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虚拟世界,是一个精神社会与实体社会综合而成的人类社会新形态,本文称之为元宇宙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生产工具的革新是划分生产力各个发展阶段的标志,其所导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变是社会转型和新社会形态形成的核心。事实上,自信息革命爆发和蔓延以来,元宇宙社会形态已悄然形成。和以往社会形态的生产工具不同,元宇宙将数字信息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工具,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元宇宙社会的崛起提供崭新的生产工具。这意味着它是一个与以往的社会形态均不同的社会新形态。


(一)元宇宙社会的影响与机遇

第一,元宇宙带来的社会行为与生活方式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是随科学和技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而宗教、家庭、国家、道德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元宇宙作为先进技术的集成物,必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生活方式。主要体现在劳动和文化两个方面。


一是在劳动方面。随着元宇宙的发展,虚拟劳动将会成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成为生命价值的新承载体。在数字经济范式下,劳动可以定义成两类:一类是符合社会使用价值刚性要求的一般性劳动,即算力。通过算力可以做许多事,算力本身不具感情色彩,也不是价值判断,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完成某种劳动任务。另一类是能够符合人们心理价值要求的“准个性化”劳动。从劳动社会学视角出发,劳动并不只是谋生的手段,它还塑造着人们的日常轨迹与生活,所以其本身也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随着元宇宙与虚拟劳动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将大大改变,并且试图把所有人变为“数字劳工”。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的灵活就业形态应运而生,数字劳动就是具体表征之一。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数字劳动现已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新兴就业形式,政策文件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扶持。在数字经济时期,一种“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导致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转变。《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中的数据显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中的服务提供者,总人数已达8400万人,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6%。以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网络平台已由一种抽象的符号空间转变为产生社会意义、整合社会结构的国际资本博弈空间。平台资本空间的外在表现为各种数字化平台,内部机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资产的共同运营。平台资本空间中数字劳动具有灵活的时间安排、情感的货币化与制式化、低门槛与去劳动技能化,以及泛雇佣关系化与去劳动关系化等特征。


二是在文化方面。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与精神生活。也就是说,元宇宙作为科技生产力的集成者,其发展对人类社会原有的文化生活与价值观念会造成新的巨大冲击。随着现实与虚拟边界逐渐模糊,社会中不同群体会出现各种文化冲突与对抗。比如,向元宇宙外探索与向元宇宙内退缩的相互博弈;元宇宙带来的沉浸性与成瘾性相互对抗;元宇宙促发的创新性、奋发性与依赖臆想性相互冲突等。产生这些冲突与对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元宇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寻求心理补偿的机遇。比如,当人在现实中感受到缺憾后,梦境将启动对于现实的补偿程序。而元宇宙能够以创新的方式很好地执行补偿任务,使人得到宽慰。但是,这也是一种风险。因为在获得心理补偿后,有人会更加向上奋发,但是有人却会因此依赖成瘾,反而逃避现实世界。


出现这些文化冲突的群体是否能够被明确呢?也就是说,是否有某个群体在元宇宙的影响下更容易向内退缩与依赖成瘾?本研究认为,相比于精英文化群体,大众文化群体对元宇宙的依赖上瘾性更大。首先,从补偿理论的角度,结合布迪厄的情感社会学理论,身体素性首要的是一种社会符号,身体素性本身及其作为社会符号的指称能力是感知的首要对象。比如说,如果一个农民举止笨拙、胡子拉碴,就会被人们感知为是不善交际和粗暴无礼。在城市文化处于支配地位的冲突情境下,即使这种“农民相”只不过是刻板印象,也会使农民内化他人对他形成的意象和评价,并将他的身体感知为一种刻着农村社会文化印记的身体。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他的身体感到难堪,形成关于他的身体的不快乐的意识。也就是说,精英阶级其实合理化了其在各方面的文化区隔,包括身体素性与各种社会符号。所以,当其他阶级的文化特征在现实世界遭到挫折甚至再内化时,为了逃避这种不快乐的意识,他们将更加沉迷与依赖于元宇宙的化身自由带来的快感。这种内化释放便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心理补偿。其次,从惯习与文化资本的角度,相比于大众文化群体,精英文化群体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并且,精英阶级在教育惯习方面更注重创新性,而在饮食惯习方面也更注意健康因素与精致。而大众文化群体更注重的是服从性与饱腹感。所以,当元宇宙开启一个巨大的文化资源与体验时,精英阶级很可能更好地利用与创新,而大众阶级更容易上瘾依赖。再次,元宇宙相关研究的主导观点认为元宇宙为各种社会群体赋予了平等的文化资源,反映了社会平等化和底层社会崛起趋势。但是基于布迪厄的误识理论,将文化惯习置于元宇宙带来的场域变迁中考察,分析新场域中作为行动主体各种群体所构成的场域结构和惯习,可以发现元宇宙中资源与机会的平等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精英群体所建构的符号。其流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群体的地位提升,而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主体建构与宣扬的假象。本质上,这是一种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再生产。总的来说,看似元宇宙能促进社会资源平等,但实际上元宇宙加大了这种差距与不公平,带来了阶层固化甚至再生产社会结构的风险。


第二,元宇宙带来社会交往与互动方式的嬗变。元宇宙的爆发极大改变了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互动方式。虚拟现实中交往双方越来越具有伪装性与迷惑性,交往反馈也更加具有目的性与欺诈性。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社会交往与互动的变化,首先要了解传统的社会交往是怎么样的。


以涂尔干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的本质为习俗、道德、良知、文化、国家等集体性观念构成。相反地,以齐美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个体的人,人们的互动与交往是社会构成的主要方式。这便是社会互动理论的开端,而齐美尔的社会学也被称为形式社会学。库利和米徳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库利认为社会人由互动而产生,社会由互动的人组成。因此,互动是社会个体人与社会形成的重要机制。并且,他重点研究了在互动过程中人的“自我认知”与人格的形塑,提出了著名的“镜中我”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其理论背景为19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且假设前提为人们的交往互动是公开和诚实的。同时期的米徳将目光聚焦在互动过程中的符号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是通过高级符号进行交流的,包括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而“自我意识”与“自我概念”便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与发展。相比于库利,米徳认为自我人格形成时不仅需要考虑面对面的互动,还包括“符号互动”在人际传播及人内传播。也就是说,社会互动也是一种“符号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对社会中个体的内在形塑十分重要。但是,米徳仍然忽视了符号互动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所以“符号互动论”也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社会互动理论,戈夫曼创造性地提出了“拟戏剧符号互动理论”。他认为社会互动中存在大量“面具”,目的为进行自我的印象管理以实现对他人的控制。有别于前两者,戈夫曼认为社会互动就是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社会表演行为。为了自身利益,互动过程中会出现表演、诱导甚至欺骗。社会互动的意义不是获得正确的自我认知与人格,而是为了自我利益。相对于“镜中我”理论,戈夫曼意识到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即利己主义驱动下的表演。


与传统在场交往相比,缺场交往的“面具障碍”更是明显,社会互动所包含的价值诉求更是复杂多变。元宇宙的出现无疑极大丰富了人类自我呈现与社会互动方式,也使自我认知与人格形塑拥有更多可能性,但是虚拟现实不断丰富互动符号与互动手段加剧了互动过程中的表演性与诱导性。传统互动是借助于“面对面”式的肢体接触与语言交谈,虽然这类直接接触与交流中存在大量“拟戏剧”,但是面对面时人想要完全伪装自己并不容易。而传统社会互动是借助大众传媒传播的“点对面”式,各种媒介符号早已事先拟定与固化,这也降低了互动双方操作符号以控制对方的概率。相比之下,元宇宙中的个体互动与社会互动并不完全是“面对面”式或“点对面”式,而更多是“点对点”式的,这使符号多样性与诱导性大大增加。


因此,面对元宇宙带来的全新社会互动符号、互动工具和互动形式,传统社会互动理论需要新的发展,涉及的议题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元宇宙的互动具有超时空性、匿名和符号性以及自治性特点,人们在虚拟交往中易缺乏社会责任感,出现偏差甚至越轨行为。亚当·乔伊森认为在虚拟空间很多人采用身份管理策略,强化了“个体性”自我意识的同时降低了“公众式”自我意识。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社会临场感”和“线索过滤”取向的互动方式。二是元宇宙互动中主体进行的符号操纵问题。符号操纵具有很深的价值,而传播即为有意义的符号操纵与运用。在元宇宙的互动中,中心式的大众传媒的传播变为个人散点传播。在这个传播过程中,符号的力量被最大限度地显现,即符号工具被用来极度美化自我呈现,包括对自己能力成就以及社会地位等的美化。这会加剧元宇宙中互动的诱导性与欺骗性。三是元宇宙互动交往中的符号泛滥危机。符号是携带着意义而被接受的感知,元宇宙符号泛滥的具体表现为意义缺场,以及表意时空距离的消失。一方面,在互动交往中需要符号,就证明符号的某种意义在解释群体那里是不在场。然而,在元宇宙的交往中,人们可以任意构造各种符号,以达到自己想从交往中获得的利益。这意味着元宇宙虽然赋予了人们创造符号的力量,加大了符号使用性的同时却降低了其实用性。换言之,元宇宙中符号的泛滥使用加大了符号的诱导性与欺骗性,最终削弱了符号的表意能力,其实用性受到冲击。另一方面,元宇宙符号泛滥危机具体表现为表意时空距离的消失。符号传送是基于时、空、意义的三重性距离,对于符号文本的理解是无法脱离身体地方性以及解释者的时空语境。然而,元宇宙是一种流动空间,具有无时间的时间,以及流动空间支配着地方空间等特征。在无时间的时间中,文化符号失去了原有的地方空间语境,所有的体验与事件都塌缩在一起,“共时并置”成为事件的呈现方式。在时空边界模糊的元宇宙中,甚至可能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在场与缺场的颠倒:我们对远方的世界的了解,可能远远超出我们对地方空间事件的了解。四是元宇宙互动中客体进行的虚假反馈问题。在虚拟世界中互动频率越高,得到的虚假反馈越多,则对自我认知越模糊。虚拟现实中很多互动行为是为获得社会认同与称赞。所以在虚拟现实中这种对赞许的需求很容易转换为资本博弈。随着主体将美化的自我呈现作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客体也会以虚假反馈作为社会资本投资,这种行为从根本上背离传统社会互动的积极意义。五是元宇宙中虚拟互动的依赖与成瘾性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网络依赖定义为“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时空行为,表现为过度使用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能损伤”。这种成瘾性有很大危害。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与束缚等是造成这种依赖与成瘾性的重要原因。所以,面对元宇宙诱人的互动模式,我们不能忽视过度依赖此种互动所带来的危害。


总的来说,随着元宇宙的发展,虚拟与现实的边界逐渐模糊,传统社会互动与交流的本质将被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全新互动方式。要警惕这种社会互动方式带来的操纵性、欺骗性与文化符号泛滥性,积极利用这种社会互动方式给人类带来的深化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全新机会。


(二)元宇宙社会的风险与应对

元宇宙的社会风险主要体现在人的实践主体性、社会安全性、不平等性等方面。一是人的实践主体性。若在元宇宙实践过程中忽视人的主体性对技术的控制,人类极可能困入圆形监狱般的电子牢。工业革命早期的“圈地运动”强迫农民去工厂上班导致流浪汉和罪犯等激增。针对这个社会问题,边沁提出了圆形监狱理论。福柯指出圆形监狱还能对囚犯进行改造,即规训。而且圆形监狱原理早就扩散到整个社会。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逐渐成为现实,有人称之为“电子圆形牢狱”。“电子圆形牢狱”有两种:一是恐怖的,机器人残酷统治人类的监狱;二是舒服的,人们自愿成为监狱的囚徒。元宇宙就是这种舒服的电子牢狱。一旦进入,一切都会被记录。但是,人们仍自愿放弃隐私并受到“电子规训”进入其中,成为被自己的感官欲望关押的囚徒。元宇宙最终将成为资本口中的“人间天堂”还是反对者口中的“人间地狱”,关键在于是否能够保持人的实践主体性。


二是社会安全性。有研究认为元宇宙中最大的风险不是隐私,也不是元宇宙与物理国家的对抗,而是元宇宙与国家的融合——无论是现实还是虚拟,无人能片刻逃离的元宇宙极权主义。元宇宙技术可能与民主制结合或是与极权主义结合。但是,元宇宙社区天然就是因数字资本呈现等级制的,因而有技术极权倾向。元宇宙极权主义不一定出现,但是需要高度警惕。元宇宙虽然有望成为未来互联网革命的形态,构建一个资源无限、生命永恒、万物互联互通的数字社区,但是可能带来国家主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经济安全以及人口安全的风险。具言之,第一是数据信息的自由流通造成数字霸权,冲击主权独立性并造成数字殖民地,危及国家主权安全;第二是数字历史虚无主义、数字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的盛行威胁意识形态的安全;第三是元宇宙塑造的数字经济系统在冲击法定货币的同时加剧贫富分化,以及海量的数字资产难以进行监管,危害经济安全;第四是元宇宙的极端沉浸性带来生育率下跌,元宇宙的数字鸿沟造成老年群体与贫困人口面临数字剥夺感,冲击现实社会的人口安全。面对这些安全性风险,在技术创新推进元宇宙的底层技术框架的同时,必须建立基本的元宇宙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以规避安全性风险。


三是社会不平等。元宇宙中的社会不平等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的消解。元宇宙数字技术的赋权、数字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以及数字技术本身具有普遍性与标准化的趋势,消解了现实中个人化特征。其二是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的持续。虚拟世界中接触数据、占有数据、控制使用数据的不平等,以及通过数字孪生带入到虚拟世界之中的现实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是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的持续。其三是元宇宙虚拟世界制造新的不平等。元宇宙世界中数据的生产、占有、使用与控制具有集中化趋势,必然产生围绕数据生成与使用的层级结构。元宇宙的发展过程将涉及新的数字资源的分配并产生新的数字权力与特权。比如,在元宇宙中控制基础设施的群体必将在数字资源分配中占得先机;数字货币的生产、分配以及占有的过程也将成为元宇宙中重要的特权;软件建设的技术标准与评价体系决定了软件使用的分布以及软件使用中的话语权。这些都是崭新的技术与社会力量创造出新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如此,元宇宙导致社会分层产生了新变化:上中下的分层结构向中心、半核心、边缘的分层结构转化,如网络大V、网红主播、粉丝。这意味着权力、虚拟财富、声望的变化与社会资源的重新界定。元宇宙时代,数字霸权与数字寡头拥有快速垄断市场的能力,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逐渐知识化与中产化。


面对元宇宙带来的风险,应对重点可聚集反垄断、内容安全、算法及数据治理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领域并综合施策。元宇宙的实现过程是一个日益聚焦的双向过程,需要多主体参与,元宇宙发展前景是光明还是暗淡,取决于先行者引领出来的社会动力,也受一系列关键条件的约束。一是情感能量,即个人的介入:元宇宙能增强现实世界中的情感能量,提供更长时空、更具象、更带身体接触感的互动世界。二是利润空间,即企业的介入:元宇宙搭建过程中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向各个领域渗透,数字化转型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数字经济在产业规模、科技水平、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产生迅猛发展。三是价值追求,即社会的介入:元宇宙之中,可能产生更大的平等,但是各种鸿沟仍然会客观存在,这呼唤着社会元价值的凸显——人际沟通交流中的程序恰当性、公正性的价值和意义。四是权力汇聚,即国家的介入:提供公共服务以赋能实体产业,壮大数字经济,抢占未来科技前沿阵地;加强产权保护,维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构建更多交易底层逻辑的维系,如搭建全球知识产权数字交易平台;增强对偏远地区、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数字化供给力,让全民共享数实融合成果。五是条件约束,即秩序的介入:元宇宙势必受到现实世界的法律塑造,需加强对元宇宙中数字资产的保护以及数字公民安全的保障。此外,元宇宙时代平台存在“去中心化”与“高度中心化”难以平衡的治理困境。所以,必须突出政府治理主体地位,统一部署并制定法律法规,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与网络生态治理。


五、余论

元宇宙是一个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社会形态,是一个与现实物理世界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兼具虚拟与现实又模糊虚拟与现实边界的三维世界,它在形式、内容和结构上都具有崭新特点。元宇宙在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上都呈现出一种人类社会的新样式,是当代社会学不可回避的研究现象和研究对象。面对元宇宙孕育和带来的社会风险与挑战,至少有以下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一,随着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模糊与融合,传统的现实社会互动与生活方式将被改变。元宇宙社会空间出现互动的操纵性与欺诈性增多、文化符号泛滥性增强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隐含的风险,需要深入研究元宇宙中社会互动的机制与原理。


第二,元宇宙的数字技术相当发达,表面看起来可促进资源与服务的平等,但事实上大概率会在某些维度固化甚至再生产现实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甚至异化人类的实践主体性。需要深入研究元宇宙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机制,并且坚定元宇宙实践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原则,而不是消解人的主体性,以有效运用元宇宙给人类带来的深化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全新机会,否则将是人类社会的灾难。


第三,随着元宇宙的发展,时空边界逐渐被压缩与扩展,形成时空再造的社会世界。一方面,元宇宙能从历史、现在、未来三个维度拓宽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对生命有限人类个体具有巨大诱惑性;另一方面,元宇宙对现实空间距离的弱化,可能进一步加剧信息资源因不同地区的数字可达性差异而产生的“鸿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隔离与两极分化。


所以,对于元宇宙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有效治理应当纳入议事日程。包括:平衡元宇宙产业化与产业元宇宙化的关系,最大化元宇宙社会空间的丰富性与创新性;在元宇宙的发展过程中,保证人的实践主体性与能动性,保障信息资源的公平递送,从而缩小不同地区、不同群体数字可达性差异。在去中心化的结构中,以行为主体为中心构建多元参与治理的框架,为元宇宙的稳定性与秩序性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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